他没想到战争结束后还有再见到她的时日，更没有想到，见到她是在报道战后审判的报纸上。
最初凯瑟琳与其他护士一起作为证人，随着人们的愤怒和恨意越来越高涨，凯瑟琳从荣誉的白衣天使变为被审判的罪人。
有人指责她支持纳粹的暴行，有人说她借职务之便充当纳粹的间谍，将犹太人悄悄杀害或运往集中营。
前几次，莱姆斯心急如焚地写信，想要为凯瑟琳辩护，后来，他千辛万苦挤进陪审团，看到凯瑟琳站在被告席，高傲地昂起头颅：“我的确插手了犹太人的秘密运送，但我是冒着危险请求曾经的家人帮助他们从德国离开。
我的所作所为完全经得起正义的检验，我唯一的错误是出生于信仰纳粹的家庭……”
有人问她是否能够证明，凯瑟琳变得脸色苍白：“没有人。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失去了音讯。”
“骗子！”
证人席上的老妇人冲动地站起来叫喊，引起一阵短暂的骚动。
“送我们离开的人在半路上把我们送去了另一个集中营，是你导致了她的死亡，你要为这一切负责！”
她怀抱着一张黑白相片，那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笑脸，鲜艳明媚，目光充满无限希望，莱姆斯仅仅望了一眼，便捂住了双眼——那是他的莱姆斯一直在雨中待着，直至双膝疼痛，不得不站起来。
他缓缓捡起手提箱，颤巍巍地离开了墓地，前往凯瑟琳的故居。
那矗立在村落尽头的原野上的小屋仿佛浸透了亘古的寂寞，独自坐落在灰茫的天空下。
莱姆斯沿着原野上的小路向它走去，穿过细雨中挺拔的白桦和盛开的紫丁香，穿过飞掠而逝的岁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春天中来到小屋的门前。
没有上锁，他推门而入，迎接他的是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以及扑面而来的记忆，他没有注意这腐朽的屋子周围满布的蜘蛛网和窗边蔓生的荒草，径直走向了箱子。
里面有两摞用丝带捆扎好的信件，一摞明显要更厚，也更新一些，莱姆斯犹豫着拿起较薄的那一摞，抽出了一封信。
泛黄的信纸上用黑墨水工整地抄着一首诗：“散落在时间尽头的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在曾经有过的事物之间，命运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字迹干净笔挺，来自十六岁的莱姆斯·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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