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访谈录(四) 来自405分民族学学姐的寄语考研是不断试错(凉子访谈录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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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特点 （一）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从培养人才到发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过程

1904年清政府施行《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人种及人类学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大学中，此时民族学学科主要停留在通过传播知识来培养人才。这一时期基本上是按照国外的教科书和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或译作来进行讲授，比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此书是清末京师大学堂所开设人种及人类学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随着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民族学学会之后，民族学不再停留在单纯的知识传播上，开始尝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民族学的科学研究和开展社会服务，以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等民族学家们曾到华东、华北、东北、西南各地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群体进行了实地调查，比如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赴东北调查，调查结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此书被吴文藻誉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体现了“中国民族志专刊应有的水准”［21］。徐益棠视它为“我国近年来最科学的民族调查报告，虽不免尚有缺点，然已造成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22］。1937年，日本策划鼓动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民族学得到较快发展和实际应用。学者纷纷深入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由此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界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民族学会成立之后进行了一些国内外学术交流，1934年民族学会委派在欧洲学习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杨成志、吴定良和欧阳翥出席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并于1935年、1936年连续两年召开了民族学会年会，后因抗战的原因中断，之后于1948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此外，学会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民族学研究集刊》《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等。其中《民族学研究集刊》刊登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民族学

文章，比如徐益棠的《中国民族学之发展》、黄文山的《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杨堃的《民人学与民族学》等，成为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的专业化核心学术期刊，为后来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二）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共同发展、难舍难分的过程

近代民族学学科始终未能从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学系，其学科建制的过程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杨堃认为，1949年以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的［23］。究其原因主要有3点：其一，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本身具有高度相关性，当时各国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如“民族学”这个名称主要被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而在美、英等国家，民族学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24］。早期民族学和社会学在西方较为接近，随着学科发展逐渐出现分化，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出现得相对较晚，在中国发展的初期两个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分工不明，在实际研究中表现出交叉或重合的关系。其二，老一辈学者们往往既是民族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的研究也往往涉及这几个学科，很难去划定哪项属于民族学，哪项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其三，近代中国学者往往把学科当作研究工具，重应用而轻学科边界，这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是分不开的。怀揣着学术救国理想的学者们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有建设新国家的需要，尤其在抗战时期更是肩负了救亡图存、保卫边疆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者们更多的是把民族学学科看成是一种服务社会和国家的实用性工具，而不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例如，蔡元培主张民族学不仅为理论科学，更是应用科学，认为民族学研究不仅仅与学术有关，更与国家政策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等息息相关。

近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学科难舍难分，一方面对于民族学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造成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民族学在近代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或设立民族学系，导致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不够成熟。另一方面，3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甚至是不分彼此，使得研究不囿于学科之间的界限。吴文藻先生曾说：“学问之道，在研究时确须分门别类，而在实行时，都是息息相通的。”［25］348

（三）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是民族学学科外来性与中国化并存的过程

民族学学科建制初期，主要是吸收和引入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积极翻译引进民族学著作和聘任外籍教授。如清华大学早在1917年就开设了民族学课程，由美国人狄特莫讲授社会学和社会起源；南开大学请到英国哲学家罗素讲授社会学课程；一些教会大学也开设社会学等课程，如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人葛学溥、百克令教授等执教，圣约翰大学由美国人阿塞孟教授社会学，燕京大学由美国人步济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等。另一方面，积极派遣中国留学生去欧美国家留学。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1921—1925年，在欧洲、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主修社会学的共有35人，占当时留学生总数的2%（见表1）。这一时期留日学生较之以往更多，在日本学习民族学及其相关课程的留学生也更多，这些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表1 1921—1925年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生名单

资料来源：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96．

学科组织形式的丰富和发展，比如成立学系、研究所、专门研究机构等，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学科发展的中国化。学系、研究所和专门研究机构等为实现学科发展的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能够让学者们联合在一起，从本国的现实问题出发，采用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力求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并试图建构学科理论体系。其中典型代表是吴文藻，他引入功能学派的理论作为民族学的指导思想，并把它运用于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来检验和完善功能学派的理论，然后再升华成一种新的能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民族学理论。这种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并非对功能学派的照搬，而以主张在中国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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